1.英国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法的统治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和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社会的普遍特征
因此，法治国模式也不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相比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前者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保障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及其职能的强化（金观涛 唐若昕：《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
（[日]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吕昶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法治国家才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肩负着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90年的不懈奋斗，成功开辟了把积贫积弱的中国引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原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点评孙湘隆的作为时说，如果仅仅靠个人的觉悟来防止腐败、抵御腐败，那肯定是不行的。
不久后，孙浩荣的联系人与叶树养联系，谈妥保释后支付800万港元给叶树养。他写道：回想我没有出事以前，常常感到疲惫不堪，暴躁易怒，匆忙急躁，活得很累。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公安部门的权力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扩张的趋势。随后，叶树养便操纵办案人员，将孙浩荣犯罪团伙单列罪名处理，然后再以犯罪证据不足、取保候审继续侦查为由，释放了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孙浩荣。
到第二次审议时，严格限制了秘密拘捕权，并新增了律师伪证罪异地管辖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安局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这种状态是由以往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国家体制所决定的。
其中提到，他们（法官和检察官）最终只有以我的侦查卷宗作为依据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然而他最终留下的形象却是琳琅满目的巨额受贿品。既然以我的侦查卷宗作为依据，给我们警察队伍增加几个人，我们自己审判不是更加省事吗？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混淆了公安局的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欲将司法抗衡性纳入行政自主性囊中。据媒体报道，孙湘隆在郴州市公安局长任上由于多次抗击李大伦、曾锦春的腐败行为而遭打压，2003年递交辞职报告，被调至省公安厅担任助理巡视员，后任公安厅刑警总队总队长及省公安厅刑事侦查局局长。
2006年，郴州发生官场大地震，包括市委书记李大伦、纪委书记曾锦春在内的100多位官员被捕，孙湘隆曾在他们手下担任市公安局长。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超重的权力绝非福音，而是诅咒。叶树养听闻有人愿意出巨资保释被抓获的毒贩孙浩荣，便放出交钱就可保释嫌犯的消息。公安局长们在正义与邪恶边缘上演的悲喜剧值得所有掌权者深思，因为扭曲的权力场上，没有人是幸存者。
陈兴良认为，我国的公安机关行使的警察权是巨大的，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对于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享有限制乃至于剥夺的权力。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缓解了警察权力集中化的趋势，然而经济发展却带来了犯罪率的暴增，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犯罪率比10年前暴增8倍。
旧的体制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症结所在。郴州官场大地震后，孙湘隆参与了有关案件的查处。
2006年11月底，韶关市公安局抓获了10余名毒贩，查获冰毒181.62公斤和手枪两支、子弹11发。因为权力超重只是增大了权力腐败的可能性，而不是导致腐败的必然性。中国公安部门长期以来没有分立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导致片面强调行政自主性，再加上公安局长往往身兼较高职位，就可能造成公安局垄断刑事司法权力的事实。根据著名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的总结，我国公安机关享有极为广泛和重大的权力。他们是神通广大，打击暴力犯罪的神奇人物。先后担任浙江省泰顺县、瑞安市、温州市龙湾区公安局长的施德扩因组织打击黑恶势力颇有功绩，人称打黑公安局长。
权力集中的必然后果就是，权力滥用变得轻而易举，因此也就有恃无恐。集中在公安局长身上的警察权力是一项充满了悖论的政治权力。
司法警察的职责是打击犯罪，侦办刑事案件，因此应当纳入侦查、起诉、审判的司法体系中，讲究的是司法程序中的抗衡性。2008年，韶关市原公安局长叶树养贪腐案发。
在这种国家体制之下，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统辖整个社会生活。他们掌握着维持一方治安的强制力量。
重庆打黑中落马的原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强，生前常津津乐道他亲自逮捕号称中国头号悍匪张君时的英雄形象。如何勘定警察权力的边界，也就是如何构建警察的权力场，便成了完善警察制度的核心命题。期望大，因此人们乐意赋予功绩出众的公安局长巨大的荣誉，也乐意口耳相授他们的传奇故事。谷凤杰2008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曾被称作一位慈父般的公安局长。
公安局长的权力场只是更大的政治权力场的一块拼图而已。在悔过书中，他说道：我几乎拆除了防腐的防线，党性扭曲，人格扭曲，以及法制观扭曲。
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发布各职位和部门的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划定权力边界。对如此重大的案件，叶树养尚且能够操纵自如，其他案件就更是在他的权力股掌之中了。
来源: 南风窗 进入专题： 公安局长 。然而，更大期望的另一面必然是更大的失望。
去年底《刑诉法》修订期间，一位警察写了一篇题为《基层警察，谁来为你呐喊》的文章参与讨论。叶树养也因此如愿收取了800万港元。2011年下半年，《刑诉法》大修，第一次审议稿的公安机关秘密拘捕和采用非常侦查手段等条款被认为加强了警察在刑事侦查中的权力，引起了强烈争议。此后，各地公安局长大多由常委、政法委书记或者政府副职兼任。
历数过往落马的公安局长们，他们的堕落史都与滥用手中的权力有关。权力悬浮不合理的制度所产生的权力超重只是公安局长们誉谤两重天的其中一个原因。
一方面，腐化的公安局长们泰然自若地滥用权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精神上承受着权力的重负。尽管有所收缩，但在整体上，公安权力的配置仍然是失衡的。
他写道：回想我没有出事以前，常常感到疲惫不堪，暴躁易怒，匆忙急躁，活得很累。我感兴趣的是那些与道德、正当和善站在一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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